8月１日傍晚，突然看到微友圈刷屏，说是邵先生走了，享年87岁！又过一天，看到他的子女告亲朋好友书：“父亲前天上午没醒，睡中安然离世。之前读书写作散步如常。清清白白如他所愿，一切圆满。遵嘱后事已简办，待母亲百年后一起树葬回归自然。人散后，夜凉如水，欢声笑语从此在心中。”

　　邵燕祥，祖籍浙江萧山，1933年6月10日出生于北京，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1978年至1993年在《诗刊》工作，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著述颇丰，诗集《在远方》《迟开的花》分获第一、二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杂文集《忧乐百篇》《邵燕祥随笔》分获第一届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似此等奇人奇迹以前不曾有过，相信以后也难得出现了。晩年以自传性非虚构写作为主，有《沉船》《人生败笔》等专著传世。他是一代特立独行、风骨凛然的文坛奇侠，其逝世引发了海内外许多思想深邃、孤高耿介之士的悲恸与追念，而且几乎没有什么争议。

　　我对邵先生怀有特别的敬意，乃是因为他于1955年出版的诗集《到远方去》，曾经影响家父1956年离开家乡，前往柴达木盆地为祖国寻找石油资源。与著名散文家王宗仁先生通话，顺便告知邵燕祥讣闻，他的第一反应也是：“你是说写过《到远方去》的邵燕祥吗？”远方是一个巨大的诗歌意象，除了遥远一无所有，“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还没有铁路的影子。/在我将去的矿井，/还只是一片荒凉。”邵燕祥本来是要开路去的，可惜路还没开成，手提“青春的开山镐”锈蚀了，理想之树被笼罩住了。

　　1979年无疑是中国的重大政治年份，对于获得思想和身体双重解放的文化人尤其是诗人更是如此。当年1月，邵燕祥恢复政治名誉。3月，昌耀从祁连山下回到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立即向北京的邵燕祥伸出了橄榄枝，在其担任诗歌编辑的《青海湖》文学月刊4月号，发表邵燕祥写于两年前的《江边石》（外一首）。《江边石》歌颂“她的名字叫：青春/一个五十年代的地质队员”，写到了“柴达木盆地”，其中有句“忘不了冷湖的风沙”。冷湖是我曾经工作、生活7年的地方，所以多年后我一直记得这首诗。另一首《一支歌》则是当时流行的政治抒情诗：“让我们还唱着这支歌前进吧/七十年代的地质队员！”邵先生和昌耀先生的友谊自兹开始，惺惺相惜以终，昌耀殁后遗著《昌耀诗文总集》还收有“致邵燕祥”的两封信。也是1979年10月，《诗刊》首度发表昌耀诗歌《致友人——写在一九七八年的秋叶上》，这是一首112行的长诗。两个月后的1980年第1期《诗刊》，隆重配图推出昌耀长达500多行的纪传性长诗《大山的囚徒》。邵燕祥称它“以其深沉厚重的历史见证卓然面世”，诗评家燎原称之“诗歌的《日瓦戈医生》”，进而引发了中国诗坛对这颗“新星”“愉快的误会”（诗人罗洛语）。在1992年9月7日所撰的《有个诗人叫昌耀》一文中，邵燕祥如是说：“人们说起昌耀，习惯地指明那是‘青海诗人’，然而他的诗不仅属于青海。”“昌耀是以自己的语言、韵律，唱自己的歌的为数不多的诗人之一。”“我歆羡他，并且尊敬他。”此文收录在2010年出版的《我的诗人词典》，邵燕祥引言中还说：“我多次说他的一首三行短诗（《斯人》），我甚至以为，此诗可写在他的墓碑上。”

　　或许因为邵先生写过不少地质诗，1983年6月，国家地质部邀请他率领诗人刘祖慈、赵恺、雷霆、高尔品，前往柴达木盆地的地质队采访。陪同他们的是青海省地质局工程师常江，另一位宣传干事邱洪波跟随摄影。到达西宁当晚，青海省作协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主席朱奇与诗人白渔前去看望他们。经日月山、青海湖、橡皮山，邵燕祥一行首先抵达乌兰县，当地文艺青年刘增祥、邓尔福等人热情相迎。乌兰采风结束后，邵燕祥挥写一幅鲁迅先生诗句“文章得失不由天”赠送刘增祥，刘祖慈也给他留下“乌兰之会难忘”的笔迹。再到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德令哈，州委副书记王贵如全程陪同两天时间，并给后面要去的大柴旦、格尔木两地打招呼做好接待工作。邵燕祥返回北京后，特地给王贵如写信表示谢忱，勉励他坚持业余文学创作。根据李文钢《邵燕祥诗歌创作年谱简编》记载：7月1日，写诗《土地之盐》《青海》《论缺氧》《答顽石等》；7月2日，写长诗《荒原——献给参加开发柴达木盆地的地质工作者》；7月8日，写诗《大山的对话》《拟日月山碑记》。9月，在《诗刊》发表《青海四首》：《青海》《论缺氧》《大山的对话》《答顽石等》。10月，长诗《荒原——献给参加开发柴达木盆地的地质工作者》在《青海湖》杂志发表。但他漏记了《江边石》（外一首）的发表情况，还有邵先生见于《地质报》大半个版的百行长诗《新石头记》，可能也不知道常江手头有邵先生亲自改过留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写的地质诗。常江先生对我说：“若哪家出版社拟出他的全集，我可以马上提供。”

　　事实上，未去青海那个遥远的地方之前，除了诗人昌耀，邵燕祥还与高原上其他诗人有过交往。承现居青岛的朱奇先生相告：早在1982年初，藏族诗人格桑多杰诗集《牧笛悠悠》付梓前，委托他赴京开会时，帮忙向邵燕祥先生求序。邵先生慨然应允，于2月24日写就意兴遄飞的序文，就像散文诗一样美妙：“我仰望着玛积雪山。只有太阳，才知道她的诞辰；只有她，才能找到为她命名的第一个牧人。”“我俯瞰着鄂陵、扎陵，这一双孪生姐妹般的湖泊，有如明眸，映出高海拔的土地，日日有自己的风姿。”“我听到歌者唱着：四千米的歌、六千米的歌、八千米的歌……”“读了这卷诗稿，我多年的夙愿更强烈地翻腾起来。是的，一定要到青海去，造访柴达木，也造访巴颜喀拉山、黄河源头，造访劳动、生息在那里的雪山、森林、河湖、草原的主人。”“我相信，我可以不通过翻译，就能听懂你们的歌，你们的话，你们的心音。”他在《我的诗人词典》引言中说：“我读格桑多杰的诗稿时，与他并不相识，后来似亦只有一面之缘。然而，我从他的诗，认识了他的人，从他的诗也认识了他的家乡。我后来两度去青海时，他的诗成为我的旅伴和导游。用史志工作者的话说，格桑多杰的作品已经成为‘乡邦文献’。”2016年出版《一万句顶一句：邵燕祥序跋集》，此文列为开卷之作，可见“青海之歌”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第二次去青海是1992年7月初，邵燕祥应解放军总后勤部的邀请，率领《诗刊》《解放军文艺》《昆仑》三家杂志社的诗人、编辑，组成赴两千公里青藏线访问团。朱奇闻讯赶到西宁西郊青藏兵站部招待所看望，本想翌日做东，无奈他们行程已定而作罢。早两年写作《柴达木文事》一书时，当时同行的《阳关》主编林染先生告诉我，邵燕祥温文尔雅，恭谨谦让，不多说话，乘车老是选择角落位置。根据《邵燕祥诗歌创作年谱简编》记载，出发之前的6月9日，邵燕祥写词《壬申初度将有西藏之行·调寄［满江红］》。可直到2007年4月，才在《人民文学》发表《母语写作：藏北之什》9首。“这组诗为1992－1996年间所作，2007年新年改定。”其时邵先生已经专注于旧体诗词写作，偶尔写一写现代新诗。

　　邵燕祥在《有个诗人叫昌耀》一文中自谦道：“我曾经两去青海，也写了些东西，最终发现我写的只是一个匆匆过客的感觉和印象。我想青海也许只能由‘青海诗人’来写。”其实不然，他最重要的收获便是创作了《青海》这首大诗。我最初读到是在《瀚海歌潮》，这是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历史上的第二本诗选集，由海西州文联编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1984年5月出版。全诗18节，其中前面17节每节两行，上下句比喻贴切而又意味深长，全是矛盾对立的事物双方，诗歌的空间意识非常强烈。“这是一个高寒的地方/又是一个紫外线强烈照射的地方”；“一个干旱而渴望云霓的地方/一个孕育了大河与长江的地方”；“一个满身历史创伤的地方/一个肌腱有如青铜的地方”。古代诗人吟咏青海、祁连、昆仑，其实大都没有到过青海，诗歌多为遥吟畅想之作。明清以降的河湟诗人，眼中的高原风情也仅限于古城西宁和青海湖周边。那些新诗旧词完全可以撇开不论，我之前读过所有现代新诗中，均未见有邵燕祥如此深邃的洞察力，高度概括了青海一省的诗歌地理。

　　邵燕祥生于北京，终于北京，声名与《诗刊》并行驰骋海内，这是外省诗人奢望而难以企及的平台，铸就了他的开阔胸襟与高远眼界。他到外地采风走马观花，即使有《云南驿怀古》这样的佳构，但也很难与《青海》这首诗相颉颃。在此之前，他从未涉足过这片高天厚土，“一个山鹰折断翅膀的地方/一个骏马放蹄奔驰的地方”；“一个望不到边的荒漠贫瘠的地方/一个隐匿着万千珍宝的地方”。然而诗人自身坎坷的命运与青海高原的大山大河，因为一种奇妙相遇与情愫激荡，从而产生了心灵的强烈共鸣，猛然间爆发出诗歌的灵感。“一个过去与未来相会的地方/一个沉寂与喧哗交响的地方”；“一个在往事的废墟上悲歌往事的地方/一个在希望的基地上铸造希望的地方”。这种饱含着诗人本身的生活体验与切肤感受，是其人生经验和深刻认识的结晶，因此具有别人无法达到的历史高度和时代深度，我倒宁愿将之解读为诗人自况。

　　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约瑟夫·布罗茨基，曾有一首名为《黑马》的短诗，最后一句是“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同样的道理，雄浑辽阔、风吹草低的青海高原，也在寻找它的“骑手”，庆幸的是，它终于等到了邵燕祥先生。因为《青海》诗中密集繁复的意象，完美生动的艺术再创造，进一步加深了这个地方在我们头脑中的印象，提升了它在外界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