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一生走过了一条由苦难到辉煌的道路，先后经历晚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等不同时期。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立志为社会服务。正因为有了这份初心和使命，他总能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抉择，并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徐特立德高望重，深受全党、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创造事业，用教育来改革人心

　　19世纪末的中国正处于令人煎熬和困惑的岁月，列强侵略、政治黑暗、民生凋敝，沉浸在迷惘中的有志之士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此时，一些宣传维新变法和介绍“西学”的读物开始在湖南传播。维新派的出版物很快引起了正在家乡教书的徐特立的注意，他经常前往长沙城购买新书报，关注社会脉搏和时代风云。他特别赞赏梁启超的“笔端常带感情”的论说和谭嗣同的慷慨激昂之作。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侵，民族危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改良的道路自然就走不通了。

　　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徐特立感到愤慨、迷惘，忧国忧民的思绪，促使他下定决心，结束塾师生活，报考宁乡速成师范学校。1905年春，徐特立考入该校一个学制为四个月的速成班。在这里，徐特立学到了新的科学知识和教育方法，特别是受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学习之余，他还经常阅读新式读物，思想很快发生变化，“走上了反康梁而相信孙文的道路”，成为一名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毕业之后，徐特立抱着“创造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的奋斗目标，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学校以开发民智、教育救国为宗旨，专招农民子弟入学，附设速成师范班和女子班，这改变了长沙附近农村没有新式学堂的状况。

　　辛亥革命爆发后，徐特立积极响应，支持革命。长沙新军起义胜利后，他被推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由于议会内部争权夺利、背叛人民，徐特立意识到革命政党已经变质，愤然辞职，回到教育界。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培养更多师资力量，徐特立应长沙县知事之请，创办了长沙师范学校，担任校长兼教员。担任校长期间，徐特立不仅没挣到钱，反而负债600多元。五四运动爆发后，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使徐特立深受感动，他感到国家有前途、有办法了。为了学习救国本领，1919年9月，42岁的徐特立在“英文只能拼音，法文一字不识”的情况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这期间他还前往德国、比利时考察教育，直到1924年7月回到祖国。

　　徐特立在教育救国的道路上艰辛跋涉、艰苦创业，教育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像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蔡畅、李维汉、许光达、田汉等都是他的学生。

　　革命救国，在党组织里获得新生

　　地位、金钱并不能阻挡徐特立前进的步伐。论地位，他已是湖南有声望的教育家，多所学校争相聘请他担任教员，许多学校的教员还是他的学生；论收入，他的教书所得已是十分可观。但是，地位和收入并不能解决思想上的困惑，黑暗的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

　　1926年冬至1927年春，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徐特立回到五美乡调查农民运动。令他惊讶的是，曾经熟悉的家乡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恶霸地主的威风被打下去了，流氓、烟、赌也不见了。过去政府禁止鸦片毫无办法，现在农会晚上开个会，男女老少一起行动起来，马上就禁绝了。天朗气清，一片光明，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徐特立一边赞叹妇女和儿童的伟大，一边感慨地说：“我下乡住一个星期，使我从18岁到50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我过去崇拜的康梁和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渺乎小矣！”

　　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让徐特立看到了救国的希望。他虽然始终站在劳动人民一边，但一直苦于找不到出路，直到认识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伟大作用，他才看到了光明。他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信仰再也没有发生改变。他放弃了奉行多年的“教育救国论”，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从学校跳到农民协会工作”，担任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兼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全力以赴地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年过半百的徐特立冒着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老战士。教育家徐特立入党的消息极大地振奋了危难中的同志，许多同志感慨地说：“真是疾风知劲草，岁寒知松柏啊！”陆定一高度评价徐特立入党：“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就这样对全党同志上了第一课：困难时不要动摇，应当更坚决的奋斗，革命是一定胜利的。徐老给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他的入党，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

　　入党以后不久，徐特立参加了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徐特立担任起义军第二十军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翻越闽赣边境的武夷山时，徐特立因劳累过度，体力不支，病倒了。高烧不退的徐特立被送进了长汀福音医院。住院期间，徐特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了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让他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强烈的愿望”，燃起了革命的火苗。后来，傅连暲放弃了待遇优厚的院长职务，投身到极其艰苦的革命事业之中。

　　加入党组织后，徐特立觉得自己“从此真正获得了新生”。他解决了政治上的苦闷，精神也变得愉快起来。他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上来。在徐特立的鼓励下，他的两个儿子先后参加革命，并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34年10月，57岁高龄的徐特立参加了长征。长征中，徐特立将马匹让给伤病员，忍着饥饿带头挖野菜，教战士识字，亲自下河探路，鼓励战士们要克服困难、勇往直前，逐渐成为红军队伍中无形的精神力量。

　　到达陕北后，徐特立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部长，1937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之中。

　　1937年12月，徐特立以高级参议名义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1939年2月起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统战部部长。从延安回到长沙后，徐特立就投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之中。繁重的工作之余，徐特立还念念不忘湖南的困难同志和留守的家属，他及时向党中央报告情况，申请经费救济和帮助他们。

　　入党后的革命斗争是十分艰苦的，甚至有被杀头的危险，但徐特立没有丝毫害怕，他时刻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矢志不渝地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坚守初心，传承革命事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徐特立已是72岁高龄的老人了，在常人看来似乎可以坐享清福、颐养天年了，然而他并没有丝毫懈怠，而是坚守初心，尽心竭力地投身到新中国建设之中。

　　进入北京后，徐特立依然保持革命年代的工作劲头和学习状态，“每天坚持8小时工作制，开会、作报告、写文章，忙个不停；他孜孜不倦地批阅和草拟文件，翻阅的文件资料往往是几种以至数十种，严肃谨慎，一丝不苟”。为了鞭策自己，他还制订了一个20年的学习与工作计划，作为晚年的奋斗目标。在繁忙工作之中，他挤出时间学习中共党史、中国古代史、民族史，研究语言和逻辑学等。徐特立写下许多教育论文，论述马列主义教育理论，阐明和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

　　对于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对于初心和使命的传承，徐特立是十分重视的。他对广大青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够继承革命前辈“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崇高品质，继续开创共产主义之业。在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时，徐特立著文指出：“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公，哪有私；没有集体，哪有个人”，“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的态度是‘给’，而不是‘取’”。

　　1968年11月28日，徐特立与世长辞，享年91岁。逝世前，他留下遗言：过世后，把遗体献给医学科学部门。至此，徐特立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和全部智慧，践行了他始终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的初心，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徐特立逝世后，毛泽东在审定悼词时亲笔加上“光荣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伟大的一生”，高度赞扬了他不平凡的光辉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