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战期间的中国外交

　　——“一战百年启示录”之一

　　　　“全欧洲的灯光都要灭了。”1914年，英德两国正式开战的那个晚上，英国外交大臣葛雷，望着伦敦政府行政区点点灯光悲叹：“我们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它再亮起来了。”

　　　　英国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一书开篇所展现的场景，以极带现场感的叙事方式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带来的内心恐惧与冲击。并且，这种冲击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其影响所及，早逾出欧罗巴境内。时光步入20世纪，东方与西方，已实现了“天涯若比邻”。中国再不是隔岸远望欧陆烽火的旁观者，依仗“英日同盟”，日本妄图取代德国，攫取在山东的特权；作为后起的大国，挟战胜国之威，美国所推行的“威尔逊主义”一时深获国人青睐，可见中国已成为大国博弈这盘棋上的重要布局所在。当然，面对诸多危机，北京政府并未一味忍让。从“局外中立”、对日谈判，到对德绝交、参与一战，再到“中日联盟”“联美制日”，于此复杂多变的时势变迁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愈加密切，虽然过程并不美好。

　　　　约翰·麦克里兰在剖析自由主义之弊时，着意指出“自由主义让国家垄断暴力，后来付出惨痛代价”，“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那些非常难以找到理性原因的战争”。以此为镜鉴，彼时的中国思想界也在不断反思欧战的热议中，遭遇了趋于分化甚或裂变的“三岔口”。是故，一战对中国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一战结束，转眼百年，作为身处国际关系再度迈入大变局时代的国人，回望昔日的鏖战烈火，颇能体味到历史似乎远未消歇，它一直隐伏在现实之中。

　　　　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战场主要是在欧洲，中国虽然地处远东但仍在1917年3月14日对德绝交，继而对德宣战，成为一战的战胜国之一。一战爆发时，民国初建，国内政局不稳，袁世凯急于扑灭革命力量，建立自身的集权统治；国际上，英俄日等列强争相在中国边疆挑起事端，意图乘机获得更大的侵略利益。在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下，面对这次大战，中国政府是如何应对的？为了保护自身的主权和利益，做了哪些工作？中国为何在1917年才加入战争？这些问题都与当时北京政府的外交工作紧密相关。整体而言，一战期间，中国经历了从中立到参战的历史过程，每一步外交选择，都是北京政府经历了复杂的国内外博弈后做出的决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当日，中国就已经知道了消息。1914年7月28日，外交部致电驻欧洲各公使：“奥塞失和，所驻国对此持何态度，有何举动，确切密探，随时电部。”并于29日再次发电探询战争进展：“奥塞开战，各国守中立如何情形，希速探明电复。”战争爆发的前两日，外交部两次发电，目的明确，希望探听中立情形。驻欧洲各使传回的消息，多为推论。在战争爆发初期，一切都在迅速变化之中，从中能得出的预判其实较为有限。

　　　　对于远在欧洲的战事， 中国将采中立属于自然得出的逻辑判断。至于中国中立的目的，一般认为：北京政府希望以中立之身而不使欧洲战火烧到中国。当时的社会舆论虽然也认可中立，但要求政府不要采取“保守中立”，以免蹈日俄战争中国之覆辙，希望“陆军部勿仅注意于民间言论而自忘其职守焉”。此时中国的国民，从舆论上看，大体是持局外中立观点的。

　　　　为了防止欧洲战火波及自身，中国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周之内就向当时的美国提议，希望限制战区在欧洲境内，不要扩展到远东。在美国驻华代办马克谟致电美国国内前，北京政府曾派代表与其接洽，请美国出面，限制交战国在中国境内作战。马克谟当时未予答复，而是表示将向国务院请示。同日，荷兰公使探询美国外交部，询问“美国是否准备与荷兰一起提议西太平洋的中立”。这些建议均指向由美国倡议的远东中立。也是在同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有关各国，要求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及英俄德法日等租借地交战。

　　　　了中立的态度，但在何时宣布中立问题上，有其自身的考虑。外交部希望在宣布中立前，能得到美国的外交支持和日本自身中立的保证，这里有两点考虑：一是从美国得到外交支持，借以维护自己中立的权威性不受侵犯；二是从日本方面希望得到其保持中立的态度。而对日本态度的推断，是建立在英国不参战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消息的迟滞，8月5日，英国已经对德宣战。内外形势并未给外交斡旋留出更多的时间。在未能达到最佳的外交局势下，北京政府于8月6日宣布中立。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中立主要为了防日。宣布中立后，北京政府仍有机会防止日本侵占山东，或者宣战，或者直接收回青岛，但迫于现实原因，宣战的可能性此时尚不存在；收回青岛之议，也不为英、美、日等国所接受。对北京政府而言，在各种外交努力无效后，等来了日本对德宣战的消息。北京政府不是在最佳的外交形势下做出了宣布中立的决定，但亦有一点是更为现实的考虑：能不能等来理想中的外交局势？如果推迟宣布中立的时间，等来理想中的外交局面，当为最好，但现实表明，局势走向并不利于中国。

　　　　中国虽然宣布中立，但随着日本对德宣战，中国的中立面临着国际法上的难题。如何在总体中立的情形下，划出供交战双方行军需要之区域，进而维持局外中立，成为当时北京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在无法以武力维持中国中立地位的情形下，北京政府只得仿日俄战争先例，在山东划出供日英联军使用的行军区域。由于中国租借地和租界的存在，中国与交战双方均系友邦，一方面不能偏袒其中一方，另一方面也不会以武力抵抗另一方。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划出一定区域，而保持“局外中立”，从法理角度而言，这是一个最为合适的国际法行为。从根本上而言，租借地是中国租借出去的领土，主权仍在中国，德国通过胶澳租借条约获得的是租借地的管理权，而非主权。德国在租借地内实施并无条约规定的种种战争准备，是违反了租借地条约的违法行为，由于日本屡次不听从中国抗议，而强行登陆龙口，北京政府为顾全中立大局，不得已划出行军区域，是在国际法规下所变通做出的正常行为，符合一般逻辑。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击败德国，英国在远东地区需要盟国日本的帮助，但不愿日本的行动威胁到自身的利益，需要防止其独霸远东。对于日本而言，日本则视一战为扩大侵华权益的天赐良机。因英日同盟的存在，日本急切希望利用与英国的同盟关系加入战争，并借助英国的力量达到称霸东亚的目的，这是日本对英关系的基本方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背景下，作为在华利益的最大拥有国，一旦中日冲突，英国在华利益必将受损，因此英国对东亚的政策是维护中日间的现状。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英国对日本的劝诱纵容以及对中国的施压，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进行。

　　　　青岛战事结束后，日本仍在行军区域内留驻军队，并私自架设电信，修筑铁路，意图侵占山东之野心已经暴露。北京政府虽然意识到尽早依法取消行军区域，恢复相应地区的中立地位于外交和事实上均有益于中国，但在日本的一再拖延下，直到1915年1月7日，方发布取消行军区域照会。此时的日本，其野心已经不满足于侵占青岛及胶济铁路，在中国宣布取消行军区域照会后不久，日本终于提出了意图全面霸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日本在对华提出“二十一条”的同时，却向英国通报隐瞒了第五号要求的“十一条”，意在减少来自英国的阻力，尽快结束谈判。英国内部对“十一条”意见不一。虽然有报告分析认为，“十一条”已经违背了日本参加对德作战的初衷，有违英日同盟的宗旨，但驻华公使朱尔典等人则认为，日本的要求并非特别苛刻，并建议应予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一定的补偿。俄、美等国在得悉“二十一条”的消息后，均向英国求证消息之准确性，在英国的催促下，日本向俄、美等国通报了“十一条”。中国确认日本向各国刻意隐瞒了第五号要求后，通过不同渠道予以揭露。当确定存在第五号要求后，朱尔典等曾认为，第五号要求或系作为谈判筹码而提出。但英国很快意识到其与其他正式要求并无区别，将严重损害英国的在华利益，葛雷遂对日本提出了中日交涉英国所持的两项原则：一是如果日本的要求损害英国在华利益，必须先与英国协商；二是日本的要求不得违背英日同盟的宗旨。历经25轮谈判，日本在英国的劝诱下，最终同意推迟提出第五号要求，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

　　　　以往我们所认识到的图景是，日本放弃第五号要求与英国的坚持分不开，这实际上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梳理4月26日以来英国方面的种种举措，英国认为中日之间谈判的最大障碍是第五号要求，遂开始在谈判陷入僵局时说服日本撤回第五号要求。最终关头，日本放弃在最后通牒中写入第五号要求，这固然是英国干涉的结果，但与北京政府所透露出来的不惜一战的决策存在很大关系。英国以维护自身的远东利益起见，其最终目的是和平解决中日之间的谈判，集中精力于欧洲战事。最后通牒发出后，英国围绕上述目的，其对中日两国的外交斡旋呈现不同的特色：劝中国忍辱负重，宁可接受屈辱条款的和平，亦不可以冒险以国运相赌，并表明，英国绝不会在中日冲突中支持中国；对日方强调须维护英日同盟的宗旨，告诫其不可侵犯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对华动武不可能达到既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