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这是一块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勒石的界碑，以这块大石头为地理坐标，刻记了244年前番民孛洛和回民马有仓、马儿泥三户人家所属土地（草场）的四至界限。

　　这通石刻界碑是迄今为止，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铭刻类契约。它的发现对研究当地民族历史、民族关系、农业经济发展和土地私有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两年前的冬季，在办公室听同事说，有一位农牧局的老干部，以前从事全县草山勘界工作，对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境内的山川村落情况很熟悉，现在退休了，被聘请为县地名普查成果评审专家组成员。据他说以前在青林乡全家湾村附近发现过一个大石头，上面刻有文字。听到这个消息，出于职业习惯，我觉得这很可能与古代文字资料有关，便与朋友相约，抽时间去全家湾看看石头上到底刻记着什么内容。

　　由于各自忙于工作，大家都忘记了当初的约定，两年时间一晃而过。今年3月份，我和朋友一起去景阳镇下岗冲村采访，途中提起大石头的情况。她说前一段时间他们去青林宣传中央一号文件，顺便到全家湾村看过了，埋在大石头上面的黑土还没有解冻，勉强扒开了一点点冻土，只见“番民”“回民”等几个字，其余的都看不见。等过两天地面解冻，我们再约，一起去查勘上面的文字。

　　初识大石头

　　4月12日，由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牵头，县文物局、档案局、史志办、青林乡政府等部门组成的考察组前往全家湾村实地查看这块大石头。

　　全家湾村坐落在青林乡政府西北6.8公里处，东南与白土垭壑村接壤，西北靠近柳林滩村，海拔2900米左右，全村总面积9.04平方千米，城西（城关镇-西海镇）公路贯穿全境。村北有一座笔立的小山，孤峰突起，山石嶙峋，灌丛聚茂，山顶有一处鄂博，当地人把这座山叫鄂博山，黑林河从山脚下一路奔腾向东流去，北边是鄂博沟自然村。据文献记载，民国7年（1918年）全姓村民从上阳山村迁居到这块群山环绕、山水相依、状如金盆、风景秀丽的宝地居住，故名“全家湾村”。2019年，全村有汉族、土族、藏族三个民族117户514人。大石头就横卧在离村东头不远的一块农田里。

　　这天下午，风和日丽，阳气拂面，土地已经解冻，田里已经下了种。我们到达全家湾时，当地村民接到通知，带着工具老早等候在大石头周围，希望县上的专家们揭开这块搁置了不知多少年的大石头的神秘面纱。石块呈不规则状，长约3米，宽约2.5米，大部分埋在地下。村民们小心地刨开周边的黑土，经过清扫、水洗两道工序，露出了碑面，文字刻在石头西侧的平面上。

　　据几位老汉讲述，他们小时候经常在大石头周边玩耍。老人们告诫他们，这上面有文字，要好好保护，不要随便敲打和磨蹭。这块大石头是制作墓碑、锻凿碌碡的好材料，可是一代代农民出于对文字的敬惜，从来没有人对大石头动过心思。所以展现在大家面前的石刻，除了有几处自然风化的痕迹外，其余都完好无损。

　　文字阴刻在不太规则的长方形边框内，高97厘米，宽 70厘米，竖11 行 139字，没有标点符号，其中有两字漫漶不清。在场人员认真查勘后，摄影师给大石头碑文拍了照片。次日，县文物管理所派专人对碑文做了拓印，经文物专家和书法家仔细辨认考证，给碑刻文字加了标点，全文整理如下：

　　番民孛洛四至：东至大石头为界；西至三卡至(子)为界；南至大石头兑(对)面南石山岭为界；北至大石头兑(对)红山岭右四道沟为界。回民马有仓四至：东至王魁地跟（根）为界；南至大石头兑(对)面石山为界；北至大河沿为界；西至大石头为界。回民马儿泥四至：西至红石山岭为界；北至八哈呼四道沟为界；东至本主地为界；南至大河沿为界。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十二日立

　　从碑文记述考证，这是一块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勒石的界碑，以这块大石头为地理坐标，刻记了244年前番民孛洛和回民马有仓、马儿泥三户人家所属土地（草场）的四至界限。碑文中“番民”一词应当是藏族，因为清代文献中“番民”专指藏族，“孛洛”也许是笔误，疑似“索洛”，是藏族人名。回民“马儿泥”一词，亦可能为笔误，疑似“马儿里”或“马儿斯马泥”，因为回族经名中没有“儿泥”这个人名词汇。自古以来，回族人取名一般前面加姓氏，后面为经名，在西北地区，这种汉阿合语的取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文中还出现了一位叫王魁的人名，据推测是汉族农户。通观全文，里面牵涉到回族、藏族、汉族三个民族四户地界当事人。碑刻材质为当地特有的青灰色花岗岩，体重不易挪动，所以先民们就发挥聪明才智，就地取材，以石为标，作为界碑。通碑书体拙朴，刀法粗放，想必凿刻者应为当地石匠。碑文中提到的大河沿指黑林河；八哈呼四道沟在全家湾以北，系蒙古族语，意为沟壑纵横的地方；三卡子是地名，在全家湾西北，相对于东边雪里合村的二卡子自然村。据当地村民说，古代在这里设置过驿卡，但设置年代缺乏文字记载，无法考证。这一带还有许多类似的地名，如上、下徐海图（蒙古语，意为“森林”），大、小土杆沟（蒙古语，意为“山陡水急”）等。这里海拔在3300米左右，灌丛葳蕤，植被深厚，水流纵横，是北川河源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到夏季，各种山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鸟语花香，如入仙境；到了秋季，又是另外一番景致，但见重峦叠嶂，层林尽染，霜叶流丹，秋水悠悠，一泻千里。沿城西公路一直往西，翻越黑林达坂（上清土垭壑）就到了海晏县。黑林达坂海拔3657米，是娘娘山脉的西终点，也是大通、海晏两县的分水岭。

　　千百年来，各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劳动和栖息，留存了许许多多生产、生活痕迹。“降至周秦以及有汉，玁狁、匈奴实居于此。两晋六朝，诸羌出没。隋开皇初，吐谷浑据焉。五代之乱，其地失陷，遂为吐蕃所有。宋时属之唃厮啰，元亦仍之。明为海夷麦干所据。清初为青海蒙古部落地。”（《大通县志·沿革》）。清雍正初年，朝廷派兵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后，为了移民实边，充实人口，将大量回族从甘州、凉州、西宁等地渐次迁到大通垦地居住，而且基本上与当地各民族杂居相处。在河西多洛堡卧马村、中庄沟、毛合湾、上下阳山等村有汉族、回族和藏族杂居的记载。同治十三年（1874年）以后，清政府为“图百年之安”，实行移民互迁政策，先后两次将多洛堡各村回族迁往河北各堡，另将佰胜堡及河北各堡汉族、土族迁到此地居住。在大通县境内，阿拉伯语地名很少见，但回族迁走一百多年后的黑林脑山地区，当地汉族、土族群众却仍在沿用上、下“伊玛目”这个阿拉伯语地名。街头巷尾，老年人还给孩子们讲述“麒麟窝”的传说及回民阿奶家的奶牛故事。这对研究清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提供了重要资料。

　　当年发生了哪些大事件

　　雍正三年（1725年），改西宁卫为西宁府。筑大通、永安、白塔三城，分兵驻守，设大通卫（治今门源）。乾隆九年（1744年），卫守备孙捷会同西宁道佥事杨应琚在白塔城（今城关毛伯胜）修建卫署，将大通卫治从门源迁至白塔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改西宁府属大通卫为大通县，县治在伯胜堡，将西宁所属北川十堡（永安、庙沟、平路、柴家、毛贺、新添、东流、石山八堡及黄家、杨家两寨）划归大通县。全县共有33堡（河东6堡、河西8堡、河北9堡、河南10堡）8000户38101人。大石头的铭文镌刻于乾隆四十一年，亦即公元1776年，是大通卫治从北大通迁到毛伯胜以后的第32年，改县后的第15年。这一年，清乾隆平定了四川大小金川叛乱。此战役从乾隆十二年（1747年）开始，历经29年，被列为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之一。大小金川的平定，标志着清政府对川西地区的完全控制。

　　从雍正三年到乾隆四十一年的近半个世纪里，大通地区的各族农户已经开垦了相当规模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全县种植农作物品种由简到繁，有小麦、青稞、蚕豆、豌豆、胡麻、油菜、燕麦、马铃薯等，可以自给自足。

　　1776年，对于世界来说，也是非凡的一年。7月4日，位于地球另一边的美国宣布独立。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告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成为独立的国家，即美利坚合众国，简称美国。是年，英国发明家、企业家詹姆斯·瓦特发明的人类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在波罗姆菲尔德煤矿首次向公众展示其工作状态，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珍贵的历史文献

　　界碑所在地属于黑林河流域上游脑山地区，当时尚未建村居住，应该处于半农半牧经济，封建土地私有制度下的土地（草山）拥有者之间可能发生了草场或土地纠纷，当时大通已经改县，县衙离事发地不到二十公里，由当地乡绅或者官府出面调解，达成共识后，三方签订契约勒石为界。根据行文语气和落款格式，应该是官府参与主持了此事。因为从有关青海的清代文献资料中发现，凡是官府颁发的文书中，其行文语气多有“某堡”“回民”“番民”等字样，落款都以皇帝年号纪年。

　　这通石刻界碑，至今已有244年之久，是大通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铭刻类契约。公元2003年，我们在整理编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西宁分卷》时，在大通极乐乡发现了十几份土地交易文书类契约，最早的一纸发生在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其余契约发生年代较晚，以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和民国初年发生的居多。

　　中国是有着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文明古国，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私人土地的买卖、典当、租佃、招佃以及银钱借贷等，形成了大量的契约文献，这些文献既真实而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同时本身也作为制约人们交易行为的特殊手段，直接参与到经济生活中去发挥作用。我国发现的契约最早为西汉时期的，此后绵延存在了两千多年时间，反映了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历史状况，有着重要的文献学意义。大通发现的这些契约，有不少发生在少数民族居住地，如极乐堡回族关于交易土地的契约、承继家业立嗣的契约等，反映了封建社会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同其他民族及外界的联系情况以及社会发生变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等。这些文献资料由于历史变迁、自然损毁等原因，所存稀少。

　　可以说，大石头界碑铭文的发现对研究当地民族迁徙、民族关系、农业经济发展和土地私有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对这种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我们应当很好地加以保护、研究和利用，从而发挥其资政存史的重要作用。